周永康牵出一大窝 习王铁主下重手一锅端

【看中国2013年12月31日讯】北京时间12月29日,中纪委官网通报调查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再次搅动十八大后本已十分动荡敏感的四川官场。而在同一时期,湖南省高层也被揭出人大系统腐败窝案,在观察人士看来,其官场深度人事调整亦难避免。而从四川、中石油、政法委,再到湖南、湖北,窝案频现,中纪委则一律一窝端之,折射出中共高层习近平与王岐山反腐整党的急切心理,以及不惜以切除身上“腐肉”自我


医治的决心。但是因为腐败分布区域过多、利益联结过深,这种自我手术是否会伤及动脉?另外,受到波及的众位高官,是否都与周永康存在利益关系?其实,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腐败官员尸位素餐,且尚未形成规模,其纷纷落马雷声不小,但实际影响却不大,只是促进了新鲜血液的替换。而作为周永康“马仔”的官员的落马,并非简单地为“倒周”开道,而是与周永康俱为反腐党建的必须的一部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倒周”窝案或引官场不稳?


李崇禧被正式调查后,因为曾担任周永康其秘书,并与另一在周身边长达12年的郭永祥仕途有所交集,而被各方“理所当然”得归为周永康人马,从而周永康涉“贪腐集团”的罪名进一步坐实。根据中国政治运作传统,中共中央大规模拿下周永康原麾下班底,确是一种再明显不过的剑指周永康的前期动作,只待将其爪牙、羽翼悉数打落、剪除之后,再安然取于瓮中即可。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四川高层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相继事发,戴晓林、邓鸿等商界大佬亦随之被纪委带走调查;中石油系统高层蒋洁敏、“四大天王”和总会计师亦未能幸免;而政法系统也有吴永文、李东生等涉案。三领域均曾是周永康治下,而其同期大规模人事涉案现象,也将已经退休的周永康再度置于风口浪尖。事实上,已有多处从中共高层传出的消息确认,中共领导集体已形成拿下周永康的决议。稍早前更有尚待证实的消息称,周永康已经被双规,中央只是在商榷和安排对其案件的定性,以及后续处理等方面的问题。


不过,对于周永康仕途三站无一幸免,且官员落马呈现规模化和群体化的现象,一些观察人士有所疑问。在中纪委敲落四川、中石油、政法系统系统与周有关的诸多官员时,不论大将小兵,外界大都将其一并归入周案。然而需要考虑的是,过多的官员下台是否会导致某种不可控的状态?这些落马官员是否都与周永康有关?是否都与周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


对于这些问题,有释疑观点认为,反腐是一种就事论事的行为。国家制度架构中一直存在着一整套用以反腐的法律党纪依据和既定程序。按照这些规定,只要有腐败事实,涉腐官员都应当被调查处理。只是因为中国官场腐败情节过于严重,数额过于巨大且过于普遍化,使得在社会语境中官员腐败几乎成为一种“正常”现象,不腐败者反倒成为“异类”。这也是重庆某区党委书记雷政富被审涉案316万元(1元约合0.16美元,下同)、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被审涉案2,000多万却被部分人称为“清官”的原因。


因此,对于反腐导致官场失序之忧,其实是担心反腐标准过高,将过多官员拉下马,以致有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官场秩序失控,甚至是动荡。而中共纪检机构需要注意的是,官场反腐需要依据论罪,防止使其成为部分人权斗和打击异己的工具。


不过,在反腐行动中也不应当因担心政坛不稳而束手束脚。需知在过去数十年中腐败之所以“愈演愈烈”,而反腐也成为是一时之计,多是因为高层决策者决心不够,遭到相关利益者的抵制反弹而不了了之。


中共高层更应秉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原则,只要发现腐败就出手处理,只有如此才有望禁绝手握重权官员的侥幸心理。


其实,不论是四川、中石油还是政法系统,在周永康羽翼之下是一套层层相扣的利益共同体。戴晓林与邓鸿等商界人士直接背靠李春城,李春城又背靠周永康,米晓东背靠周永康之子周斌,周斌则直接背靠父亲周永康。在这一“腐败集团”的利益关系网中,即使是那些些与周永康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基层官员或商界人士,对于周永康都是不可或缺的利益相关者,也都应当依法论处。


习五重手反腐 有窝案则一窝端


在周永康秘书李崇禧被宣传调查同期,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前后,正在毛泽东家乡湖南巡视的中纪委巡视组恰好揭开该省政协与人大系统腐败窝案。首先是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被中纪委宣布调查3天后被免。童名谦也成为十八大后中纪委拿下的又一名省部级官员,也是湖南省祭出的首位高官。以此为开端,湖南省很快又被曝出今年两会前省级人大存在严重的贿选现象。而且据传,已落马的童名谦是该案的主要负责人。


56名当选的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行为,527名市人大代表之中有518人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该地人大系统此一丑闻迅速引起舆论强烈反应,也与不久前上海高院法官集体嫖娼同样严重透支民众的信任,也造成了其自身的合法性危机。湖南省常委通报也罕见地以三个“挑战”为其定性,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是对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挑战,必须依法依纪严肃查处”。


在童名谦之后,已“神隐”许久的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亦落马,从而使十八大后被调查或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达到19名之多。据悉,李春城、吴永文、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廖少华、陈柏槐、郭有明、童名谦9人均是中西部官员,这或许揭示出中央总体规划中的某种侧重。其中,湖北省以吴永文、陈柏槐、郭有明3人而居榜首。这一位置的取得,也被认为该地的官场腐败有窝案的迹象。


有观察人士指出,这些窝案不同程度地出现,透露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王岐山领衔的中纪委现今的反腐策略,即务求通过局部大洗牌和一窝端狠刹贪腐恶俗,完成一方官场的“净化”,以此形成对其他地区的震慑和警示。


毫无疑问,在这场全盘联动,局部大动的反腐运动中,周永康麾下的四川、中石油、政法委系统三个领域一直都是重点和主线。虽然这三处的腐败落马官员多与“周永康贪腐集团”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但却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的落马都是为了给周永康的最终落马和步入监狱开道。周永康应当成为中共打下的“大老虎”没错,但是正本清源来看,拿下周并不是目的。周案其实是囊括在中共反腐整党的总体规划之中。从这一层面来说,周永康与其麾下的“小伙伴们”都只是中共反腐总体格局中的一部分。之所以应当将腐败分子一窝端,并非因为他们涉及他案,或权斗的需要,而是因为其本人存在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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