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2月29日讯】【多维新闻】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2月29日消息，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已经是继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原四川省委常委郭永祥之后，第三位被拿下的四川高官。而如果再加上李春城案不久，因工作有欠缺而辞职的原四川省省长蒋巨峰，从过往公开报道看，这几位都和周永康有过极密切的关联。
“踢倒周永康的这只靴子何时落地”，在今天已经成了很多关心中国政治的人共同的疑问。这个案件从高层内部协商、沟通，到中央成立专案组，再到陆续有高官被调查，已经历时一年有余。有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对此案调查情况表示， “案情重大，需特别慎重”。此时高层一直在斟酌的一个问题是是否要给周案带上“集团”的帽子。从目前掌握的周案情况来看，这将是中共建国乃至建党以来最大的贪腐案件，最终对外公布案情时，甚至不排除将“周永康贪腐集团”直接定性为“建党以来最大贪腐集团”的可能。
党羽众多 案情重大
多维新闻自2013年5月份开始陆续刊发《梳理落马官商关系网 政法王势力遭定点清除》、《老政法王再入法眼 周永康命运几何？》等文章，从当时四川政商两界的异常现象梳理发现，当时中共已经有要将周永康“拿下”的意图。
虽然现在外界一直风传周永康有“政变”图谋，但是据可靠消息透露，这种说法并不属实。例如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关系，在海外的传闻中，周和薄组成了政治同盟，意图打乱中共在十八大上的高层人事布局，不仅薄熙来将“上位”，甚至给蒋洁敏等人“封官许愿”。
该消息称，截至目前，对于周的调查显示周的问题仍然主要集中于经济问题上，当然也包括滥权、用人不察等失职行为。即使他和薄的关系，也并非有政治图谋的“盟友”，而更多的是一种“交好”，近似于在政坛的互相扶持，不过在中共的政治传统中，这种“扶持”也是犯了大忌。
据悉，通过对案件的顺藤摸瓜，逐步排查，调查部门发现周案所涉及官员级别之高，数量之大，覆盖系统之多以及涉案金额之大令人瞠目，也使得对于整个案件的侦破时间不断延长。
虽然目前尚不知晓周永康贪腐的具体涉案金额，但是从已经落马的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蒋洁敏、李东生来看，这些曾经身居高位的官员几乎已经可以认定都是周永康的党羽，而他们与周永康之前的权钱交易、买官卖官、“黑金”往来也被消息人士称为“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
实际上对于中共高层来说，最令他们感到震惊和棘手的是周永康一案涉及的官员太多，级别太高。从目前已经掌握并拿下的牵连官员看，李春城系中国经济第四大省的副书记，蒋洁敏掌管国资委，李东生是公安部排名第二的副部长……据可靠消息来源，对包括周永康曾经的司机、服务人员以及他的老婆、孩子都已经进行了隔离调查。
慎重斟酌是否定性“集团”
将周永康及其党羽定性为“最大贪腐集团”，是在慎重斟酌的一个问题，虽然高层仍在拿捏是否要在案情公布时使用“以周永康为首、建国以来最大的贪腐集团”这个定性，毕竟“集团”这个词在中共的语境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含义，很容易让人想起阶级斗争年代的那些“反革命集团”，相比“窝案”，“集团”背后的政治意味更为浓厚，但是周案的严重程度是毋庸置疑的。
高层之所以慎用“集团”这个词，是因为这个词在中共历史上有特殊的存在痕迹。在中共的历史上，自延安整风时期开始，一直到文革，有很多中共党员被打成了“集团”。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共党内斗争激烈，很多人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打成形形色色的所谓“集团”，例如“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托派”等等。
从《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看，建国后最早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高岗饶漱石集团”。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一大批在“整风”运动中的人，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还被打成“反党集团”。如彭德怀等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而后文革时期，打倒“反党集团”进入第二个高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来把无数人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
因此，一提起“集团”就很容易让人想起“反党”，从而对其有了政治性的揣测。虽然如此，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周永康一案所涉及官员级别之高，数量之大，覆盖系统之多以及涉案金额之大令高层震惊，这种状况曾经一度让相关部门担心是否要继续调查下去。不过最终在习近平和王岐山反腐决心的强力推动下，对于周的调查得以继续。因此，决策层也在审慎考虑是否有必要重提“集团”，强调此案的严重性，震慑官场。
欲比肩毛邓 需杀虎树威
经过周永康一事，中共高层愈来愈开始反思，在过去的十年，为何会出现周永康这样的“巨贪”，不仅能一直“带病提拔”、发展党羽，甚至最终官居高位、成为政治局常委？在中共“贤能政治”选贤任能的制度下，什么样的漏洞形成了这种土壤？这固然可以归结为时代、制度和人性，但在一些了解习、王的人看来，他们已经决定要借助周案，将这种情况“整个翻过来”，要将其办成一个中国反贪史乃至政治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至于为何习近平希望借助周案开启一个新纪元，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十八大后中共官方的宣传中，一直在向外界传递一个“断代”的信号。将习近平塑造为一个继毛、邓之后的政治领袖。例如在理论宣传中，官方已经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总结分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因此习近平就将扮演一个“继往开来”的形象。
正是在这种“顶层设计”思维的指导下，习近平对中国政治、社会方方面面试图进行革新。例如作出了“中国梦”的理论初级阶段表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开启了全方位的“二次改革”等种种措施。对于能够得民心、警官场的反贪行动，习近平也希望能拿出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毕竟今天回头看，毛泽东时代对于“集团”的定性更多的停留在政治层面，当时更多“打掉”的是“反革命集团”，不过民众依然对于中共建政后枪毙时任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记忆尤深。而对于邓小平的记忆更多的集中在除掉以“四人帮”称呼的“江青反革命集团”（虽然当时是华国锋和叶剑英直接下达命令），在随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下，伴随而生的官员贪腐情况也在今天成为很多人诟病邓小平的重要原因。因此，欲要比肩毛邓，习近平就必须要将周永康及其党羽一挖到底，毫不手软，秉持“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大原则予以明正典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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